如何客观地评价吴三桂的人
后来有人考证说，吴三桂是忠于明皇室的。当年之所以引清兵入关，是因为当时背景正在闹瘟疫，所以北京城明军迅速败亡，而同时李自成军队也患上瘟疫。吴三桂想先引清兵入关，利用瘟疫是多尔衮和李自成两败具伤，最后自己坐收渔人之利。
当然这是一家之言。信不信就看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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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
年，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坐过三个皇帝。
三百六十一年间后人对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历史，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的探讨经久不衰。
幼时接触这段历史，是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在那个资源贫乏的年代
，一遍又一遍读那本小册子。这篇成于抗战末期的名文，形成了大顺军入城后腐化变质
的观点，以至几年后大军进北京之前，毛泽东也据此告诫就要夺取天下的共产党人，一
定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1644年春天的北京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明王朝从万历年间开始走向衰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是渡不过崇祯十七年
？崇祯虽然为人猜疑多变，可是在明朝的皇帝里面还算是个勤政的好皇帝。北面，满清
皇太极新丧，多尔衮上台，内部不稳，暂时不会大举入寇。各地民变蜂拥，可是富饶的
江南完好无缺。唯一的燃眉之急就是李自成，为什么偏偏就躲不过去？
李闯虽然一路斩将，也不过占了山西。明朝重京畿而轻外省，历来在北京集结重兵
。三大营号称47万，虽然虚额很多，但半数应该有的。战斗力固然不强，可是满清多次
兵临城下，京营也算得上久经战阵。北京的城防甚为坚固，自俺答以降，多次外敌兵临
城下都无法攻破。崇祯年间满清也多次打到北京，京营野战也许不济，守城起码能坚持
数月，此外还有红衣大炮的帮助。闯军攻坚能力很差，一个宁武关就损失上万精锐，为
什么攻北京如探囊取物？
崇祯迟迟不南迁和命太子南下也不好解释，君王死社稷是壮烈，可是有哪一个愿意
当亡国之君的。和其他朝代不同，明以南京为陪都，太子驻南京前朝也曾有过。崇祯不
至于昏庸到这种程度，以致后来因为皇统的问题使南明覆灭。可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
是不相信城陷的，而且文武也有这个信心，否则早就四散逃亡了。
有一种说法是崇祯狠百官有逃命的企图，故意不让太子南下，大家一棵树上吊死，这种
推测未免太离谱。应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吴三桂不日即到，一旦闯
军顿于坚城之下，各地的勤王兵马也会陆续开到。崇祯不需要长期守城，只要能坚持个
把月就会转危为安。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派出太监杜勋为使与崇祯议和，开出
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愿为朝廷内遏
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眼看就要进城了，竟然开出这么优惠
的条件？而崇祯在社稷颠覆的时刻居然不应允。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
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
张献忠等寇，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
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丢掉到手的胜利。
1644年3月17日，攻城的前一天，城里城外双方认定北京牢不可破，这个错误判断
从何而来？
二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大顺军东进，其目的不是要夺取天下，而是掠夺。后人因事而
论，认为李自成以为时机成熟，所以来取北京。实际上东征路上他几次想后撤或者转向
，尤其是宁武关损兵折将以后。如果不是大同守军来降，也许就返回或者改道下江淮。
甚至到了北京城下，大顺的君臣依旧没有想到有可能轻易破城而入。
入城出城劲四十天，经山海关一战，之前攻无不克的大顺军溃不成军，从此没有打
过一场像样的战役。如果说是腐化变质的话，四十天内截然不同很难令人相信。自古入
京的叛军不少，比闯部更贪婪的比比皆是，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失去战斗力的。
比如黄巢部，撤出长安后还能够南征北战。相比之下，闯部是进入京城时间最短的，可
是战斗力下降得最厉害。
如果说李自成的部队本来如此，又很难解释之前的战绩。有人认为他带入京的没有
那么多人，山海关一战精锐丧尽。可是留守陕西的部队那？还有一种说法是流寇的缘故
，所以太平天国才能长久些。可是太平天国也是流寇，只是到了南京以后不走了。李自
成此时已经在西安扎下基业，算不上流寇了。东进时后方和沿线肯定留下不少人马，这
批没有受到损失的人马怎么也没有战斗力了？
崇祯守不住北京是因为众叛亲离，李自成为什么称帝后马上撤走。山海关一战，吴
军和清军是惨胜，连乘胜追击的能力都没有。李自成虽然伤亡惨重，可是没有全军覆没
，为什么不依托北京完整的城防死守一下？李自成率20余万人讨伐吴三桂，他带进京的
远不止此数。当时北京新定，一定会在北京留下重兵。还有三大营的降卒，这些加起来
应该还有几十万，为什么不守一下，而是仓皇而去，让吴三桂追得如丧家之犬？
还有一种说法，在山海关损失的是李自成的精锐。即便这样，其他二流部队应该也
有一点的战斗力。李自成不会把所有精锐都带到山海关，因为京城三大营的降卒那么多
，需要留下亲信和精兵看守。
李自成纵横几十年，所部是各股流寇中战斗力最强的，即便受损失，也不至于没有
还手之力。还有其部下将领，为什么这些久经战场的将领撤出北京以后就再没有出色表
现？这种全军判若两人的情况究竟是为什么？相比之下，张献忠部也是一战而溃，后来
还有李定国连斩名王，李自成手下为什么这么草包？
进京之前也进过城，洛阳西安，这些都是大城市，为什么偏偏进北京就彻底腐化了
？从北京撤出来，最后连西安都守不住，李自成被杀也好出家也罢，最后不是众叛亲离
，而是有一支人群众多就是不能打仗的大军。
李自成带到北京的不是乌合之众，留在各地的也不是摆设，在山海关和关宁铁骑交
锋时表现不俗，也说明腐化之说不正确。起码在山海关前，闯部是能战的，为什么只有
一战之力？
三
再看看在这时举足轻重的吴三桂，三月七日接旨，三月十日放弃宁远，三月十六日
到达山海关，对于一支军民搀杂的20万人来说，这个速度不应该是故意磨蹭了。吴三桂
是可以丢下百姓飞奔北京，可是当时李自成还没到北京，没有必要十万火急。三月十八
日，尚未安置完毕官兵家眷和辽东百姓的吴三桂出兵救援京畿，然而这一天京城已经沦
陷了。这个时候，说明吴三桂是全心全意救驾的。
三月二十三日，接崇祯死讯传，吴三桂归降大顺。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到达距离
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的玉田，获悉大顺军在北京*淫掳掠，拷打文武贵戚索要金银，吴家
亦牵连蒙难。是夜“恫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掉头奔袭山海关。这四天中
发生了什么？
吴三桂叛后，李自成亲征，说明在他眼里吴三桂是个劲敌，否则派刘宗敏等就可以
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几天都等不了，非要上吴家索要金银和陈圆圆？明朝官
员投降的很多，对拥兵的武将，李自成从来是优待的，为什么偏偏对吴三桂这么严厉？
说明拷打吴襄甚至索要陈圆圆都是子虚乌有。即便是真有此事，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
，手下的军士也未必肯。当时各地相继投降，怎么唯独吴军铁板一块，他要降就降，要
叛就判？为明朝报仇也说不过去，因为吴是先降后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吴三桂是辽东军人集团的代表，不是个鲁莽的武夫，所作所为要从辽东军人集团的
利益着想，否则部下不会绝对服从的。背关和李自成决战，风险极大，即便满清相助，
以之前李自成驰骋中原的势力，胜负很难预料。在人心不稳的崇祯十七年，为什么吴三
桂部队就那么齐心？
山海关一战，吴部伤亡惨重，居然能对李自成穷追不舍，连战连胜，和在山海关前
势均力敌的情况截然不同。可是为什么又突然不追了，就因为李自成放归陈圆圆？吴三
桂这么重色轻家仇国恨的话，怎么可能有人为他卖力？满清也不会让他西南王之的。
最后是满清，山海关一战只动用了两个旗，可以说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满清
夺取华北是最容易的。主力完好，春夏之际正好用兵。可是为什么这一年除了西追李自
成外，没有下江南，而听凭南明小朝廷建立？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加上范文程洪承畴，都
应该知道最危险的不是流寇，可是明之正朔。其后果然有李定国，郑成功高举复明的大
旗，只不过功亏一篑。还有那些以抢劫为目的的满清亲贵，都应该知道西北残破，江南
才是富饶之地。为什么满清白白地耽误了这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左良玉清君侧，清兵
或许很难渡江，宋金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1644年3-4月间的北京，什么东西牵动着历史？
四
历史在后人眼里是规律是必然，在当时人眼里是无序是偶然。大大小小的偶然造成
历史，起码是局部的历史变幻莫测。这些偶然往往被史家忽视，因为他们眼里是既成事
实。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说被当时人甚至现代人忽视的东西往往是
历史的真正动力。
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是主宰，可是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这些
非人为的东西一样能造就历史，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人类，历史是这个星球的日记。164
4年在北京，决定历史的不是哪个人，哪一群人，而是无处不在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1644年，人们还不知道细菌为何物，尽管它们比人类的历史长得多。在中国的
历史记载中，大疫往往代表着细菌造成的传染病流行。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后期，大疫
在北方多次流行。从万历年间开始，山西开始出现瘟疫。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疫情，十
年山西全境大疫，十六、十七两年为高峰。河南江苏在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间也多次出
现大疫。北京附近，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崇祯十六年，通州、昌平州
、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 和山西的
情况一样，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峰，高峰期正是
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是人类
历史上最重要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当时人们不知道传播途径，因为每次流行都见到死
耗子，知道和耗子的死亡有关系，因此得名鼠疫。250年后，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国人
耶尔森从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杆菌，证明这种杆菌是鼠疫的病源，人们才开始
对鼠疫有了认识，并且找到了防止手段。可是在1644年，面对鼠疫，人们只能束手待毙
。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消灭了欧洲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
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
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象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
。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有冬季，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
为什么也流行鼠疫？和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
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
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
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口罩口罩，1644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直到359个
春天以后，北京才做到全城口罩，这一次是萨斯，也是经呼吸道传播的烈性传染病，高
发期也是春天。
这也证明了，北京春天干燥的气候适合呼吸道传播的病源生存，使它们在离开人体
后能存活一段时间。流感如此，萨斯如此，鼠疫也如此。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
京城里鼠疫正好是突然爆发的关键时刻。联想一下萨斯在北京时，那种恐慌的情况，如
果有敌人，怎么能守得住？三个城垛一个兵，北京才有多少城垛？三大营再虚额，十分
之一也会有吧。“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难道是人心涣散？杀一警百不就行了
，李自成部素来凶残，难道大家情愿受死？是因为鼠疫流行，感染以后身体虚弱，无能
为力。
北京人满为患，正好利于鼠疫流行。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
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这才有议
和的故事。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别纷纷献城。这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守不了。如果没有鼠疫，再不济事，靠着大炮和坚固的城防，怎么说也能坚
持几天吧？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
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五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李自成在西安已经立国了，这么轻易
地进北京，不登基等什么那？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
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鼠疫便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
四十一日迅速丧失战斗力，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既然已经拿下京城，为什么那么急向官员们追缴，难道不知道稳定人心的重要性？
可是李自成没有办法，宫里空荡荡，老百姓贫病交迫，只有官员有油水，万一哪天瘟疫
扛不住了得赶紧撩脚丫子。其实这并不是李自成所部一家所为，古来叛军入城，都是烧
杀*淫掠夺，以已经被丑化了的历史记载来看，李自成算是文明的，多少次王公贵族被屠
杀的，也没听说那么快就丢了到手京城的。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
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 20多天
，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长潜伏期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
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
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于是李
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
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
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
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
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这才开设北洋医学堂，培
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之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
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只不过他丢的可惜，丢得让
人感慨，才让后人忽略了瘟疫的作用。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
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
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如果采取稳扎
稳打的策略，先把占领的地盘稳固了，然后在夺取北京，结局会截然不同。明朝灭亡是
迟早的事，在北方除了满清以外，没有别的叛军跟他争，多等一年有何不可？这就是所
谓死催。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一着臭棋。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大
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
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古人迷信，往往将大疫归于天意，这场大疫，断
送了崇祯性命，也使李自成手下离心离德，无人效力。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
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六
三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二十七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
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
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的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
，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到时候或者扶植新君，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以华北而割据
。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会料到会流行到秋
天的，所以才敢冲天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
桂自幼和清兵为敌，那儿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
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塘。历史上这种
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轻易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
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
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
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也是因为部下也
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
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象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
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就驻扎在北京无
所事事，当年除了顺治登基就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看着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
气候，其原因也是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还是天时
。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九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
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
活，鼠疫便没有象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
，造成当年满清无力南下。
可是正和山西的情况一样，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
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不仅164
5年不流行，其后几年也只是小规模流行，为什么？顺治二年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
燥了，于是大规模鼠疫就没有了。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对满清战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
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里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
国的战绩上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满清部队的战力没有
那么厉害，因为入关是没有多少人，全是后来投降加入进去的。所谓八旗子弟三代不能
战，不能说不对，可是也没有那么绝对。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了。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
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
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七
三国演义为了扬刘抑曹，产生了一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古占
地利的都是采取守势，夺天下靠的是中原逐鹿，靠地利的最多是偏安。人和就更谈不上
了，人心如铁、官法如炉，朝代更替时哪一次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所谓人心向背
是因为老百姓厌倦战争，支持强大的一方而已。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天时，三国归晋，
那地利与人和不是都输给天时了？
三国演义，演义耳！所谓天时，有天下大势和机会，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里面
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晋之争，开始梁军占尽优势，几次包围太原，都因为大疫，士
卒损失过半而罢兵，最后输给了晋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不可预料才是让历史
缤纷多彩的内在原因。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
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退一步说为何1644年北京一年三变天？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
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
是去开荒，大批的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垦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盘，人逐步
侵入耗子的领地，这样也接触了一直存在于野鼠群中的鼠疫。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
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这说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染病不象中毒，把耗
子药往井里一撒，吃完饭全村的人都翘了。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
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
地。从点和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
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
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
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潮期，在最
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继承人。连年鼠疫，北京居民
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
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
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
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碎碎的，不够大规模传
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
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1644年
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
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 。
1644年春天，北京城里许多人咳嗽。在一声声的咳嗽中，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改变历
史，城头变幻大王旗。
吴三桂的评价简单
吴三桂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是最最关键的筹码。
曾左右了当时的历史走向。因此，后人对其评价多是毁誉参半、亦扬亦异的。很难勾勒出他本身的性格及其演绎出的那些光怪陆离、令人目不暇接的人生变故.
吴三桂对于皇帝的宝座一直有窥觑的野心，仗着天高皇帝远，在云南作威作福，妄图篡权夺位。让这样的野心家夺取政权将是一场民族的灾难.
吴三桂，集明清改朝换代诸矛盾于一身，反复无常：先由明入清，助清夺天下，功高震主；后反清自立，威震华夏。他不断改写历史，最终自取灭亡。吴三桂丰富多彩的人生翔实记录，是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说到底，就是一部人生教科书，它给人的警示和启迪，不知要用过多少口头说教！
吴三桂这个人，在明叛明，在清叛清，因其反复无常、见利忘义而备受人们谴责。然而明清之际的历史相当复杂，他处在这个历史大环境中，又有着那样特殊的经历，所以在思想上也不可能那么单一明了。
从康熙时代开始，一直把这场战争的责任全推到吴三桂身上，这有违历史事实，是不公道的。而康熙又因这次事变而全部抹杀吴三桂前期所做的贡献，同样是不公正的，倒是他的孙子乾隆颇有点求实精神，他对吴三桂的评价是：“功者功之，罪者罪之”。
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时期里，吴三桂算得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关键时刻，这位明朝边防大将迅速倒向满清一边，联合清军追杀李自成农民军，转战大半个中国，直至李自成败死。接着，又率兵剿灭南明势力。封藩云贵后，吴三桂恃宠骄横，贪婪的私欲迅速膨胀，扩编军队，搜括土地，独揽事权，结党营私，俨然是云贵地区的土皇帝。最终与清廷反目成仇，落得猝死湖南、兵败族诛的可耻下场。
用“欲壑难填”这句成语来形容吴三桂的贪心，是最恰当不过的。清廷越是假以事权，他越是贪心不足。康熙二年（1663年），他居然上疏清廷，请求在云贵两省总督巡抚的敕书中，加上“听王节制”四个字。明目张胆地要使自己的王权凌驾于封疆大吏之上，而朝廷竟也同意了。对于清廷给予的“举劾”之权，他更是视同至宝，一方面，将自己的意中人从外省调到云贵充实力量；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亲信派往其他各省任职。他经常直接给吏、兵两部批文，指定某人为某官职，授某人为某参将、游击（均为官名）。有时吏、兵两部！用云南、贵州文武官员，与其意见不合，也必须撤回，改用藩府选定的人，包括选送到外省去的士，谓之“西！”，即由平西王吴三桂提请任命官员。康熙五年（1866年）十月，兵部不得不向皇帝提出，把选用云贵武职官员的权力交给吴三桂掌握。兵部抱怨，他们推选出新任命的云贵武官，尚未到任，而平西王另已提出人选，以致兵部推荐的人只好中途返回。
在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力又往往同金碧辉煌的宫殿、雕龙刻凤的宝座紧密相连。
昆明西郊的五华山上，原本坐落着明黔国公沐氏的府邸，后来又成了南明永历帝的宫殿。吴三桂看中此宫，但嫌其显得过于狭小，遂大兴土木，进行增修扩建。工程前后持续十余年，终成一个占地广阔、规模宏大的宫殿群。远远望去，只见殿阁崇峙，溪水淙淙，回廊百转，曲径千折。吴三桂不仅要府邸富丽，还要设计巧妙，以新奇闻名天下：他在城内莲花池畔又修建一座宫殿，名曰安阜园。园内开凿渠道，两岸楼台对峙，高百余丈，中间建桥相连。园中遍植花木，其中不乏奇花异草。四季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为建造这座园子，王府耗银不计其数，还毁坏和占用了大片百姓的庐舍、墓地。
吴三桂终日耽于声色，纵欲享乐。他的后宫达上千人，与封建皇帝比也不逊色。前期专宠绝代佳人陈圆圆，后圆圆年老色衰，便宠爱“八面观音”、“四面观音”两位美姬。拥有这些绝代佳人日夜陪伴，吴三桂还不满足。安阜园落成后，又命侍从江南采买优伶四十余人，个个年方十五六岁，朝夕歌舞。每当宴会之际，三桂吹笛，宫人美女们伴以歌舞。歌罢，吴三桂命人给赏银钱，立刻珠玉金帛堆堂前，歌姬们嘻嘻笑笑，一拥上前争抢。
为了满足纸醉金迷的生活，吴三桂凭借其显赫的政治地位和权势，贪婪而疯狂地聚敛财富。这位贪心王爷几乎是一进昆明，就把明黔国公沐天波的七百顷庄田占为己有，作为藩庄。耕种七百顷地，需壮劳力二千人，另给他们每人地三十亩以养家糊口。这些庄丁共得地六万亩，加上藩庄地，实际占有土地达六七万亩之巨。康熙六年（1667年），吴三桂又借满清大臣圈地之机，以兵丁口粮不足为由，将云南府所辖州县的卫所公田尽行圈占。所圈土地上的百姓，被强令徙往他地，无力迁移者便成了藩庄上的佃户。
吴三桂的权势，终于引起清廷的警觉。康熙即位后，开始逐步削夺其政治和军事上的特权。康熙十二年（1673年），皇帝下达了撤藩令。这对锦衣玉食、称霸一方的吴三桂无疑是当头一棒，他决意铤而走险，于同年十一月起兵反清。叛军开始进展顺利，不久就攻到长江流域，数月便得六省。但战事很快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兵陷湖南，八月病死衡州。三年后清军平定了这场叛乱，吴氏家族被诛戮殆尽。
有人说，李自成失败，是因为到北京之后，刘宗敏夺了陈圆圆，恼了吴三桂，投降了清朝，造成李自成的失败。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一方面从事实上不同意。大顺朝经过了十六七年的斗争，占领了河南、陕西，明朝的陕西包括现在的宁夏、甘肃，也包括青海的一半。往东去，他的人马到了山东；往南，到了湖南边界的常德附近。这么大一个局面，会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且这女人是个妓女)就失败了，这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你们想想。这丢掉了阶级分析，丢掉了当时具体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而把原因放在一个妓女身上，理论上讲不通。从事实上说，陈圆圆被吴三桂买去，已经到了宁远，宁远现在称兴城，在锦州南边。当李自成进北京时候，陈圆圆已经不在北京，在宁远。但是吴三桂的父母和家里的人(大概有三十几人)还在北京。难道吴三桂不为父母生命着想，不为全家生命着想?难道吴三桂不为千秋名节着想?当了投敌汉奸，仅仅为着一个妓女，这种事情我们今天会不会做呢?尽管我们今天与历史不同，但是，我们了解今天的人情，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的问题。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文化大革命”后，林彪摔死以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斗争，看得更深了一步。回过头来看历史问题，也就更清楚了。今天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何况古时讲对父母之孝，比今天高得多。今天我们把满族看成兄弟民族，但是明朝时不是这么看，以汉族为代表的明政权，和以满族为代表的清政权，这有一个民族对立啊!那个时候不讲兄弟民族，是势不两立的民族。难道吴三桂以一个汉族人，为一个妓女被刘宗敏霸去了，竟然不顾其父母，不顾其三十口亲人被杀害，也不管千秋名节，落一个汉奸之名，你们想他肯不肯，到底肯不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封建时代，你要把他的妻子夺走，这认为是奇耻大辱。你要把他的姨太太、妾夺走了，这不算个事情，甚至可以送人。你看中了，看中了可以送给你，所以有“爱妾可以换马”的说法。看中了一匹马，骏马，非常好，没有钱买，好，把姨太太换一换。如果吴三桂要是真的知道刘宗敏把他的陈圆圆夺去，这个阔公子出身、二十几岁就当了总兵官、挥金如土的人，他就会想，算了，把陈圆圆给他刘宗敏。反过来说，真要是吴三桂为此叛变，那好，刘宗敏和李自成就抬举他，以重礼把陈圆圆给他送回去，这个问题好办。为什么产生这个战争，原因很多也很深。政治原因、阶级原因、军事原因……科学的历史家，应该从这些原因来探讨事物的本质，只有唯心主义者，才会放过了这个历史的本质，把这么大一个生死斗争归结到一个姨太太身上，这个道理站不住，何况陈圆圆此时不在北京。�
又有人说，是因为进北京之后，这个刘宗敏抓了许多做官的人(据史料说是几百人)，要钱，拷打要钱，追赃。这是不是一个失策?在策略方面有错误，是一个失策。但是不是刘宗敏的责任?刘宗敏究竟担负多大责任?大顺朝是刚刚建立的新的朝代，皇帝是开国皇帝，不是已经坐了几十年、几百年的一个末代皇帝。开国皇帝必然把军权、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然不能成为开国皇帝。李自成也不是一个昏庸之辈。刘宗敏敢这么胆大包天，抓那么多人要钱，道理在什么地方?我提出了问题，暂不解释。所以把这个罪状归结到刘宗敏，是忽略了当时大顺朝的政权构成，和大顺皇帝李自成的为人，忽略了这个基本问题。�
还有人说，都怪在牛金星当了丞相，别的好事不作，尽劝李自成登基，劝李自成赶快做皇帝。坏就坏在牛金星，这事也不合理。做皇帝是李自成的目的，农民起义最后必然是建立封建帝国。当时还不能，农民起义以后，他变成一国之君，当然是当皇帝。当皇帝是李自成打了十几年的最终目的。有没有牛金星，他都当然要当皇帝。这个账不能算在牛金星身上。�
第四个说法是，由于他错杀了李岩，所以他站不住脚了。这个说法也不可靠。李岩到底是个什么人?到今天还没有解决。过去说他是河南杞县人，是个举人，是兵部尚书李精白的儿子，这完全不对。杞县没有这个人，李精白也不是杞县人，明朝末年举人、乡宦纪事录没有李岩的名字。首先不是李精白的儿子。李精白是安徽富阳东门内人，他们安徽富阳人称李精白家为“都堂李家”。李精白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有一个儿子病死，死得早；又一个儿子，崇祯十五年被袁时中杀了。从来没有一个儿子叫李岩，现在没有铁板钉钉的证据。所以说他是李精白的儿子，没有历史根据。《杞县县志》否认，《开封府志》否认。随县有一个人跟他同时，写了一本书，否认杞县有这个李岩，证据确凿。我们现在这个李自成死在九宫山下，而湖南要争，说他隐居石门夹山。湖南的材料他们都送给我了，我看了，都不能自圆其说。历史是科学，不能随便解释。解释历史是解释科学，应该是越解释越符合科学，而不能越解释越背离科学。所以现在无法证明李岩这个事情，不知是怎么回事。但大顺军里确有个李岩，据我看确有，我们常常因为史料不足，没有占有，难以下定论。大顺朝迅速灭亡，许多档案都被敌人毁了。史料不够不要结论。没有根据，我决不说没有李岩这个人，只能说李岩有，情况不清楚。我们搞审干，还要查证落实嘛!还派许多人调查调查。我们现在对李岩这个人没有调查，查不出来。但李岩并不重要，这一点可以肯定。因为大顺朝建立中央政权，他有六部，叫六政府。尚书，没有李岩，侍郎也没有他。武官分好几级，现在有个问题我们还搞不清楚。有人说元帅算一级，我看不对。大概权将军算一级，上将。制将军算一级，中将，李岩部队的军衔是个制将军。李过都是权将军，李岩是制将军，闹了那么久，只搞了个中将，而且每次重大战役，什么人带兵去打仗，大概都清楚。还没有查到哪一次打胜仗，是李岩带兵打的。所以不要把李岩估计那么高，没有证据。退一步说，纵然李岩不死，也不会起重要作用。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胜败，军事上的胜败决定于历史的形势，而不决定于某一个人。杀李岩的时候是崇祯十七年，甲申年六月间，可能是六月下旬。这个时候，李自成已从山海关溃败，退出北京。以后又在正定一带打了两个败仗，他自己也受了伤，精锐部队差不多光了，河南到处反对大顺政权。在这个局面之下，就算给李岩两万人马(据书上说李岩要求给他两万精兵)，纵然给他两万精兵到河南，茫茫中原，到处叛乱，能起多大作用?古代军队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的军队掌握机关枪，掌握迫击炮，各种大炮，还有飞机、坦克，那比老百姓的武装强得多。在三百多年前，主要战斗武器是弓箭、刀矛。你有，老百姓也有。千万不要唯心主义，认为李自成是起义的，老百姓就拥护，不见得。老百姓只看现实，你对他有好处，就拥护你。对他没有好处，就不拥护你。何况正统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崇祯死了，直到康熙年间，许多地方起义反清，还拿明朝后代当旗号。这封建的正统观念，看起来是思想意识，但在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他就变成了物质力量了。难道当时的地方势力就那么拥护你李自成?已经摆脱了封建的正统观念，可能不可能?它是不可能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占领了巴黎，巴黎以外的农村，农民纷纷武装起义，进行战斗。农民是保皇主义者。拿破仑失败之后，被流放到一个海岛上，后来拿破仑带了少数人，坐船从法国南部登陆，形势危险极了。还是农民崇拜他，每到一个地方，皇帝来了，农民就跟着他向巴黎进军，越走人越多。所以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农民总是保皇主义者，在保皇主义者的农民看来，李自成不过是个流贼。
吴三桂其人的历史评价
原文题目：《汉奸是怎样炼成的——假如你是吴三桂》
作者：河南南阳 韦一笑
原文：http://bbs.handu.net/dispbbs.asp?boardID=16&ID=750
（一）引子
历史上有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英杰青史留名，也有无数投敌卖国的叛徒卖国贼落下千古骂名。读书每每读到人们痛骂汉奸卖国贼时，我却总是扼腕叹息，自古成则为王败则寇，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谁是胜利者，谁有权评价他人的是非，最可悲的是胜利者不说你好，失败者也骂你王八蛋。
吴三桂就是这样的可悲者，汉人大骂吴三桂是汉奸，他引清兵入关；满人大骂吴三桂是反贼，他起兵造反。这样的贰臣贼子真是人人得而诛之。金庸在《鹿鼎记》中，把汉人对吴三桂的痛恨之情写的淋漓尽致，居然想出了“杀龟大会”的名堂，以金庸史学渊博，也许野史中真有记载了。然而这样的一个汉奸是怎样炼成的？他为什么要做汉奸？难道他不知道做汉奸会招千古骂名吗？
这期间有很多误解漏算。大才子吴梅村有《圆圆曲》，其中著名的诗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让世人蒙蔽，以为吴三桂真的就是为红颜一怒。还有，对我们成长影响颇大的《上下五千年》中，说吴三桂不顾民族气节，卑躬屈膝，投靠多尔衮。在种种普及性常识性的材料中，吴三桂的汉奸帽子戴定了。而且世人以为吴三桂投机取巧，两面三刀，投降清廷，将我大好河山，拱手让与满人。历史真的如此吗？吴三桂为什么要一心要投靠清廷？
倘若不对这样的事情参详，骂骂吴三桂汉奸，当是快事，当是不得罪人的事情。但是，当你拿起沉重的史书，翻看字里行间故事，探察人性的弱点，难免觉得吴三桂做汉奸，也是不得不做了。
（二）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始末
1、明朝灭亡以前的吴三桂
吴三桂做汉奸前，是明朝驻守宁远的将军。他出身世家，老爹吴襄，是明朝的总兵，他的几个舅舅祖大寿等也是明朝大将。吴三桂从小倒是家学渊源，随父征战。自幼便粗通弓马骑射，并以武举人出身。从军后，受父辈们的呵护提携，加之吴三桂善于钻营，从游击、副将直到总兵一职。逐渐混上了大官。但是吴三桂的真正带兵打仗的能力却很一般，在与清军的交锋中，败多胜少，而且有临阵逃脱的现象（松锦战役），致使洪承畴被清军俘虏，明军损失惨重。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吴三桂将军的军事才能不高。
等到吴三桂以带罪之身驻守宁远，宁远已经在时势的变化下成为北方重镇，扼守着清军入关的主要道路。这时候的吴将军守城的本事见长，军事才能经过独当一面的历练成熟起来，别的重镇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相继失守，唯有在清兵包围下的宁远单独屹立在北方，掐着清兵入关的脖子。此时李闯已经开始兴旺发达，把明军打的战斗力损失惨重，主力四散各地，江山风雨飘摇，朝廷混乱不堪。而崇祯依然任用阉党，即使宵衣旰食也无力回天。几无可用之兵的明廷只有对吴三桂大加器重，清军也通过已经投降的洪成畴、祖大寿等对吴屡屡伸出橄榄枝。然而独守孤城的吴对清军的诱惑并没有动心，拒绝投降。一则他手握重兵，二则其本人和他的将士与清军征战多年，仇恨不小。但由此可以看出吴即便是在明朝苟延残喘的时候，独守孤城，仍未有投降之意。
2、明亡时的形式
在李闯兴兵直指京师的时候，明朝惊惶失措，命吴三桂弃宁远，退守山海关，并带兵护卫京师。但是，弱的跟豆腐差不多的明军已经根本抵挡不了农民军强大而旺盛的攻势，大同、宣府、居庸关等地虽有重兵，奈何或降或逃，或战死、或自杀，兵心已散，大势已去。崇祯居然还在用一心投降的太监曹化淳守卫京师，凡此种种，若想京师不陷，除非奇迹发生。北京，在顷刻间失守。而那些平日满口仁义道德累受皇恩的明朝宗室大臣呢？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陈演在李自成入主大内后，带百官入贺，上表劝进，称颂李自成“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厚颜无耻，羞煞士林。亏得李自成无暇登基，拘系他们，极刑搒掠，胁迫献金，真是活该。而吴三桂的表现，比那些明朝降臣强的多。
吴三桂刚出山海关没多久，就听到了北京陷落的消息。这时候的吴三桂，失去了明朝的依靠，按“正人君子”的常理讲，应起兵靖难，击退闯贼，光复大明。但是，不要没头脑的去逞匹夫之勇，且分析一下吴三桂所处的形式。时吴三桂带兵约四万左右，据守山海关；李自成攻克京师，除了自己的二十万军队，加上明军投降的部队，应计二十万以上；清朝多尔衮的部队占据宁远后虎视关内的部队有八万左右（一说是十四万），并且趁明朝新亡，不断增兵。要注意，此时的清朝对中原早存图谋之心，智囊范文程针对李闯祸乱，指出“中原百姓蹇离丧乱，备极荼毒，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果断建策多尔衮兴义师，进取中原，解天下人民于倒悬，使天下由乱入治，稳定社会，并提出“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就是说，即便是没有吴三桂，清朝一样要想办法入主中原。而吴三桂占据弹丸孤城，既无援兵，又无粮饷，如何能够长久支撑下去？要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立足，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漩涡中谋求复国，倘若此时高举大旗要恢复大明，立刻会遭到李自成和多尔衮的夹击，以军力对比也根本不可能战胜，吴三桂也不是一个能创造以少胜多奇迹的军事天才。
这个时候，李自成对吴三桂开始威逼利诱。他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握有吴三桂的短处来招降吴。吴三桂的朋友已经投降李自成的明将总兵唐通、监军张若麒奉李之命来招降吴，然而吴把犒军的金银全部收下，仍然对投降之事含含糊糊。此时的吴三桂在犹豫彷徨之中，历代忠贞义士在国亡之时莫不谋求复国，那种几千年传下来的、自幼在吴心灵中打下深深烙印的忠君思想，让吴三桂也想做一代忠贞之士复国名将。但是自己老爹、家小全在人家手里，江山已经换了名姓，吴襄也写信劝儿子归降，这的情势下，投降大顺也无不可。改朝换代的事，谁又扭转得了？良臣择明主，飞鸟择良木。他也曾表示过要投降李自成。而李自成在起初却没有对吴三桂以足够的重视，他的部下抄了吴三桂的家，拷问吴襄，甚至他的大将刘崇敏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这一系列举动被吴的细作探知后，终于激怒了吴三桂，刑父之仇，多妻之辱，亡国之恨，一起涌上心头，此时，任何一个血性男儿都会拔剑而起。吴在向北京犹疑不绝的进发途中，回兵攻下李闯副将牛大山接管的山海关，消灭了两万义军。决意与闯贼作战。但是在政治上和李自成决裂使得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兵。
3、屈辱的复国之路
春秋时期有个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申包胥，楚国人。吴国灭了楚国后，他就向秦国借兵，结果把吴国打败，楚国又恢复了。吴三桂也想效仿申包胥，向北朝（清廷）借兵。他一方面与李自成做好战斗准备，另一方面，向清廷发出了求救信。吴三桂发出求救信，根本不是想让清廷来做江山，他所想的还是要恢复明朝，即便可能会割让土地给清朝。在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现了他最初对联清击李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
求援信的内容如下：“大明国平西伯宁远总兵吴三桂顿首，谨致大清国摄政王麾下：
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蚊员之身，荷宁远总兵之任。王之威望，三桂素有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所以未敢通各于王，人臣之谊，谅王必能知之。
今我以宁远偏孤，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隆而恐固京师。不意说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师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降，致先帝不幸，宗庙灰烬。
今贼首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不待数日，我国积德累仁，民心未失，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
三桂蒙受厚恩，怜民罹大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于大清。
我国与大清通好二百余年，今我无故而遭国难，大清理应助之。除暴剪恶乃大顺，拯危扶赖乃大义，出民水火乃大仁，兴灭继绝乃大名，取威定霸乃大功，况流寇敛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军所有，此又是大利。
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机，诚难再得之时，念之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吾朝酬报大清相助，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在此信中，吴三桂屡称明朝为“我国”、“我朝”，称清朝为“北朝”。也就是说，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在消灭农民军之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对清朝出兵的酬谢和报答。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即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内地之旧路，又是目前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主力进行火并，他自己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吴三桂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用姚雪垠的话说就是“借多尔衮的刀，砍李自成的脖子”。
对此，多尔衮知道吴三桂的算盘，但是有利可图，对吴三桂更是徐徐图之再次诱降，他回信如下：
“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之，不胜发指。因此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于水火。
及平西伯遗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
伯虽昔宋辽世与我为敌，今勿因前故，尚多疑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
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从信中可以看到，多尔衮仍在诱降吴三桂。
很快，就在吴三桂收到回信时，李、吴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李自成在吴三桂声明决裂的情况下，亲率大军二十万前往山海关征讨吴三桂（一说是六万），吴三桂被迫改变战略，再次向多尔衮发出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病急乱投医，此时的吴已经不惜打开关口赢得清兵的支持，击退李自成。而明史此时却说“三桂惧，乞降于我大清。”这真是造孽，惧则惧矣，何谈“乞降”？这让后人读史时，吴三桂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且看此时多尔衮答三桂书，“我国欲与明修好，屡致书不一答。是以整师三入，盖示意于明，欲其熟筹通好。今则不复出此，惟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闻流贼陷京都，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用率仁义之师，沈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籓。昔管仲射桓公中钩，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伯若率王。国雠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从多尔衮的回信也可以看出，清兵开始并没有吞并明朝之心，乃是率仁义之师去灭贼寇，当然，从后事的结果来看，虎狼之师也未可知。然吴三桂此时并不归降，只是以割地做为清兵攻击李自成并且帮助复国的回报
4、被迫投降清廷
在李自成攻击山海关时，多尔衮已经进兵到山海关附近，仍然按兵不动，逼迫吴三桂投降，无奈之下，“三桂出迎，王慰劳之。”很多书在提到此事时，把这个作为吴三桂投敌卖国的罪证，真是强人所难，难道让吴三桂两面树敌自取灭亡才行吗？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吴三桂向清军作出了新的让步，这就是剃发归顺清皇朝和割让包括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在此同时，吴三桂也提出了“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作为允许清兵入关的条件，并得到了多尔衮的同意。这样，清、吴联合起来抗击李自成，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吴三桂和多尔衮，李自成兵败山海关。
这场大战史书的记载类似，《清史稿》这样记载“自成兵横亘山海间，列阵以待。王令诸军向自成兵而阵，三桂兵列右翼之末。阵定，三桂先与自成兵战，力斗数十合。及午，大风尘起，咫尺莫能辨，师噪风止。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以二万骑自三桂阵右突入，腾跃摧陷。自成方立马高冈观战，诧曰：“此满洲兵也！”策马下冈走，自成兵夺气，奔溃。”《明史》是“我兵对贼置阵，三桂居右翼末，悉锐卒搏战，杀贼数千人，贼亦力斗，围开复合。战良久，我兵从三桂阵右突出，冲贼中坚，万马奔跃，飞矢雨堕，天大风，沙石飞走，击贼如雹。自成方挟太子登高冈观战，知为我兵，急策马下冈走。我兵追奔四十里，贼众大溃，自相践踏死者无算，僵尸遍野，沟水尽赤。”
从上面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多尔衮是趁两败俱伤的时候，坐收渔翁之利。一场大战过后，李自成损失惨重兵败四十里，但是由于清兵突入的晚，吴三桂的精锐骑兵也折损过半。李自成杀了吴襄和崇祯的两位皇子，退回北京，又放火烧了宫殿，杀戮明朝官员几百人，出了一口恶气，然后登基做了皇帝后，离开北京。吴三桂此时倒是想扶起朱三太子，但是32岁的吴三桂面对老奸巨猾的多尔衮，还是幼稚了。多尔衮趁机再次要挟吴三桂，以十几万大军胁迫吴三桂再次攻击李自成，并派出阿济格带兵，名为协助，实为监视。
北方是吴三桂击败李自成，多尔衮入主北京城。南京明朝的遗臣们，在一片吵吵嚷嚷中，按照子嗣的顺序，马士英拥立了福王朱由崧，虽然福王品行不端，但符合祖宗之法，别的明朝臣子包括史可法在内也只好认帐。但是，蛤蟆天子弘光帝朱由崧荒淫无耻不理国政，根本无心收复国土，只想分疆而治做他的安乐皇帝。南明朝廷大权被马士英独揽，“朝政浊乱，贿赂公行”。这马士英还嫉贤妒能气量狭窄，挤走精忠报国的兵部尚书史可法。而众武将专横跋扈，高杰、许定国、刘泽清、刘良传、左良玉割据一方，龙争虎斗，谁也不买谁的帐，朝廷意旨难行，民心怨愤。
这样的朝廷对吴三桂大加赞赏，极力拉拢，“使封三桂蓟国公，又遣沈廷扬自海道运米十万、银五万犒师，三桂不受；”而多尔衮对吴三桂，“授三桂平西王册印，赐银万、马三。”在两方势力的封侯拜相赐金赏银的拉拢下，吴权衡利弊，最终还是在犹疑不绝乃至胁迫威压下选择了多尔衮，放弃了拥立明太子的主张。
5、英明的清廷和吴三桂的转变
清兵入关后，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多尔衮不但对吴三桂恩威并施，而且对京师百姓也使用雨露手段。“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多尔衮清楚的很。他为了争去民心、士心、吏心，为崇祯皇帝发丧，以君王之仪安葬。并且“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减免税额……”，还约束部下，“此行除暴救民，灭贼以安天下。勿杀无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这样，言行一致、举措仁义的满清，成了救世主，正和明朝旧民的心意，惊惧怀疑，经历战乱的百姓安心归附，“京畿百姓，以清军秋毫无犯，与闯贼迥不相同，大众争先投附，交相称颂。”亡明官僚也纷纷归降清朝。”他开始让北京人剃发的时候，惹出民愤，后审时度势，宽延期限。
真是江山易改，在清政府的统治下，北京安定下来，吴三桂也被派去征讨李自成。对于吴本人来讲，和清政府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吴三桂之乞师击李，打的是“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兵入关之初，这一旗号因有利于清政府联合明朝旧势力共同镇压李自成起义军，也一度为清朝统治者所容许。但从长远看来，这一旗号又和清廷取代明朝、统一全国总目标相矛盾。其次，吴三桂在降清之初，仍与明朝残余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对南京弘光政权，他甚至表示：“不忍一矢相加遗”。再次，和其他降官不同的是，吴三桂还拥有一支由自己独立统率的部队。因此，在入关之初，清朝政府对其外示优宠，内存疑忌，并未授之以事权。除在政治上对其严加防范之外，在军事上，也只是利用他对李自成起义军的仇恨，使其率兵击李。
但是，随后形式的变化，军事力量的天平的倾斜，吴三桂终于死心塌地的追随清朝，为清政府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由此，一个大汉奸也出炉了。
（三）结论
这个算是研究的文章写到这里，应该有些结论出来。但是，我依然没有抹去遮望眼的浮云，原本有的结论却在“研究”中又被自己又修改的面目全非，无论如何也不能拿出矛盾的结论做结论。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结论还是留给有兴趣的人探讨一下吧。
提供一位专家的看法。吉林大学历史教授李书源，在评价这一段历史时叹道：历史评价有时候真是悖论，清兵入关，建立清王朝如同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一样，给衰败的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因而受到人们肯定。但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却成为千古罪人，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如此，是由于存在着两种评价标准：一是以历史的发展为尺度，一是以道德为尺度，离开道德尺度，成王败寇，历史失于涵育人文的作用，而离开了历史发展的尺度，历史则又成了难辨是非的一团乱麻。
（四）读史后记
想对历史有个真实的自我的认识很不容易，你得参照大量的史料，研读各种书籍，参考各种观点。我对吴三桂有特别的看法时，开始看《清史稿》、《明史》、《李自成》、《吴三桂》、《中国古代史常识》、《明史演义》《读明史札记》乃至《上下五千年》等等一系列我所能看到的搜索到的史料书籍文章，各种观点相互矛盾，记录的史实漏洞百出，越看越糊涂，越看越不敢写。例如对吴三桂兵力的考究，据《清史稿》说，吴三桂从宁远带回来五十万，这恐怕是胡说八道。吴三桂在最初在宁远驻防的时候只有两万，后来经他自己招募收集散兵游勇，渐渐到了四万。我看今人考教《明清史料》时得出结论，从宁远回来的应该是兵民五十万，而不是军队五十万。吴三桂上书明廷说自己有五十万军队，恐怕是在骗粮饷。而《上下五千年》这个本子不知道从哪儿得出吴三桂拥兵二十万的结论。姚雪垠的《李自成》、金庸的《碧血剑》倒是明说此时吴三桂兵力不足四万，我找不到关于吴三桂兵力数目的记载，也只有相信姚老、金庸的考证，明朝的一个边镇总兵，不是洪成畴那样的集团军司令，说他有四万人，已经不少了。
还有，我虽然读史不多，却也感到史书难免史实错误，前后矛盾。在《明史》中，有很多事实未录其中，例如隐瞒事实真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在建国之前曾臣服于明的事实；二是清入关之后南明诸朝廷存在的事实。清是建州女真人建立的，建国之前，曾经长期臣服于明，其首领经常朝见皇帝，上纳贡品，朝廷也常授予或允其袭替官职。这些事实，《明史》都在隐讳，甚至明朝督抚辽东的文武诸臣，即使《明史》中有传，其在辽东事迹亦隐晦不明。明灭亡后，在南方各地先后有弘光、隆武、绍武、永历朝以及鲁王监国等南明政权，时间达20多年，征战不已，《明史》亦未做明确辑录。明史是张廷玉修撰主编的，当然受清廷观点的影响，做出这样的结果只能理解，不能强求。同样，《清史稿》，也是对很多事情语焉不详，闪烁其辞。史书，也不是那么神圣的，还是孟子说的好，尽信书不如无书。
对于吴三桂，百姓不喜欢，史家也不喜欢他，倒是有些文学家们对他有点客观的同情心了。历史小说《李自成》、《吴三桂》对吴三桂的处境很同情，从人性角度，人文关怀角度给吴三桂最终的投降做了合理阐述，这可能是文学家在对人性的理解要比史家更透彻的缘故吧。
北大历史系教授朱孝远在一次演讲中说，“当真实的再现向显现的真实转化时，这历史的知识就成为一条智慧的路线，让人不再处于迷宫之中。”希望我的文章能让历史的真实再现，但是我却仍然做不到让历史的知识成就智慧的路线，依然处在迷宫之中。
世人对吴三桂的评价
当吴三桂于顺治二年八月初还朝时，多铎却早在两个多月前，从江南传来捷报；南明弘光政权已被消灭，福王朱由崧被俘，各级将官200余员、马步兵238 300人归降。《清世祖实录》，卷16，19~22页；卷17，6页。在短短的7个多月的时间，清军南北出击，以破竹之势，基本上消灭了农民军。灭亡南明政权，李自成被戮，福王朱由崧束手就擒。其他战线，进展无不神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交战，只是扫荡其残余势力。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天下形势，已成一统之局，战事随之减少，无须动员更多的军队投入战场
。再说出征的大军已很疲劳，很需要修整。在这种情况下，把吴三桂等异姓王和他们的大批部众留在北京城内，已有诸多不便。于是，计虑周全的多尔衮决定把他们都打发回关外，各到原先驻防处屯戍。八月，命三桂还镇锦州。至十月，又命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两人带部众回盛京（沈阳）；尚可喜回故乡海州（辽宁海城市），指示他们“各厉兵秣马，以俟调遣”《清世祖实录》，卷21，9页。。
事先，多尔衮对他们的驻防和生活都做了安排。吴三桂所部人员较多，特拨出锦州、义州（辽宁义县）、宁远（辽宁兴城）、中后所（辽宁绥中）四城“安插’。但朝廷又作了小的更动：拟以义州土地作为牧马场所，而锦州、宁远、中后三处照拨外，又增拨中右所、前屯卫、中前所（均在辽宁绥中县境）三处。这就是说，除了北部的义州，自锦州以西，直至山海关前，辽西走廊四百里的大片土地，连同城镇在内，都拨给了吴三桂，作为他安排部众之地。又规定，按丁给地，每丁可得地五垧，《清世祖实录》，卷20，9页。以维持生活。
吴三桂部属有多少？他这次出征回来，曾向朝廷报告了他的“子弟”兵所属“旗下随征外出披甲兵丁并束喇”共1 461名，其中死于战场8名，行军途中因病而死的125名，剩下实有兵丁为1 328名。《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136页。他这次西征回京后，就上奏皇帝，为他的部将请功，其中提到他所属的“额设大小将目及地方文武官生原不下千有余人”《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130页。，仅是各级将吏有如此之多，可以想见他的部众会远远超出千人之数。吴三桂部属中还有大批蒙古人，又据他自报：所属蒙古壮丁男妇共2 508名《清世祖实录》，卷21，23页。，加上前叙汉人壮丁1 300余人，可达4 000人左右，而实际人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在吴三桂出征返京前，即二月间，朝廷已作出三桂部众“仍归故土”的决定，特发给米粮一万石，作为搬迁的生活之需。未参加出征的，三桂标下副总兵官张国忠、佟师圣、李应科，参将朱采、孙文焕等向朝廷提出报告，恳请再多发放粮米，以度艰难。他们在报告中写道：辽东“军民屡经搬移，蓄积賷裹罄竭无遗，人皆鹑衣鹄面，地当初复，房屋又属灰烬，且粮米有限，人民众多，啼饥号寒，不忍闻见”。据他们说，这次搬迁回故土的辽东军民共十万之多。《明清史料》丙编第3册，263页。这些辽民主要是随吴三桂撤出宁远时入关的百姓，也包括兵士在内。他们基本上也都是三桂将吏士兵的家属。现在，十万之众返回故乡，也不是一件易事。首先安置住所，在他们从事耕种前，还需国家供应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朝廷拨给一万石，“计口授食”，十万人均分，每人才得一斗，不过“苟延岁月”。眼下正值春播季节，没有种粮，“无力耕播”，如不另发给牛具、籽种，及时播种，后果不堪设想。《明清史料》丙编第3册，263页。
从副总兵官张国忠等人的奏报，知道还有一批将官没有随三桂出征陕西，而已出征和未出征的将士家属都留在进关后安置的地方。朝廷要他们都返回关外，三桂感到地土不足，就向朝廷提交一份奏疏，写道：“查各所房屋灰烬，地土脊洼”，要求再增加土地，有的还须调换《清世祖实录》，卷20，9页。。
吴三桂的话，反映了辽民搬迁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清入关前，从今辽宁北镇、义县，经锦州、兴城至山海关，称为辽西地区，是明清反复争夺的战场，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房屋废弃、毁坏。个别城镇如中后所、前屯卫，从被清攻击至陷落的过程中，毁坏的程度更为严重。但一些城市并没有受到多大损伤。如，锦州、宁远等，几乎完整无损。留于沈阳当人质的朝鲜国王世子李随同清军入关，途经锦州，进城休息，看到“城内闾阎栉比”，依然如故，只是经兵燹之后，“居民鲜少”。他特别提到已降清的原明辽东总兵官祖大寿与祖大乐兄弟的旧居，“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壁炫耀，甃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沈馆录》，卷7，1页。。祖大寿率锦州兵民投降时，城内并没有被损坏。至于宁远，明兵长期坚守，直至吴三桂应诏勤王时才搬出，烧了积储，其他均完好。清兵占了空城，关外已无明一兵一卒，没有必要进行毁坏。所以，吴三桂说各城都成“灰烬”，确有不实之处。他说，拨给他和所属部众的土地，不是贫瘠，就是低洼地，这也不全对。辽西走廊，北侧为山岭、丘陵，地稍瘠，南面沿海一侧，地势平坦，适于农耕。在未被清占领前，这一狭长地带居住兵民不下数十万，当地农民和戍城士兵都要种田，尚可维持生计。而经战后，清兵进关，这里人口急剧减少，凡属城镇几乎都空空荡荡，一个城也见不到几个人！因而留下大量无主荒田。即使按每人五垧地分配，三桂所属的将官与士兵分散各城，土地是够分的。三桂说给他的地都是“瘠洼”，也不尽合实际情况。经兵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整，多尔衮批准：山海关外土地，以一半给予吴三桂，一半仍留当地百姓为业。其中原驻此地官兵家口仍留居本地，以便耕种。《清世祖实录》，卷20，9页。
如何看待吴三桂
吴三桂是汉奸，卖国贼！这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观点。
但是这几年我读了些书，开始自己想点儿事儿了，就对以前那些想当然的事儿产生了怀疑。
现在历史学界几乎普遍的认可清朝的历史贡献。清朝对我国目前的疆土定型，以及文化的传承等等很多方面都有着突出的贡献。
既然吴三桂是引狼入室，那现在狼都受到褒奖了，为什么吴三桂还在挨骂呢？那个五十三骑救父的少年英雄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我无意给他翻案，我只是觉得说不通。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必须要把他放入到历史的舞台中去评价，而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他。你认为在当时身为一个小小总兵的吴三桂，能预见到“清朝对我国目前的疆土定型，以及文化的传承”有莫大的贡献吗？他能预见到当时还不知道在何处的“千古一帝”吗？他能预见到康乾盛事吗？
看人看本质，我们说他是汉奸，这话没错，但关键在于这个“汉”不是“中国”的意思而是“汉族”的意思。说他投降是为个女人，这也太戏剧化了，他的本意是是爱命惜身，荣华富贵，不是为了中国的命运。包括他后来的背叛清朝，嘴上是说恢复大明恢复汉人河山，其实呢？又是为一己私欲陷万民于水火。
改朝换代只是历史前进的方式，历史借他强行推动中国的发展，他也不过就是历史的一个工具而已。